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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第2页）

果然，清廷的答复依然还是要日军先撤出朝鲜才有谈商的余地，而日本则厚着脸皮，横蛮地坚持先要讨论改革朝鲜内政问题，待这个问题有了具体结果，才能撤兵。

清政府中有头脑应付中日问题的，只有李鸿章一人，李鸿章当时应付国际局势的策略是“以夷制夷”。这个策略不一定是最好的策略，但在当时的情势，也只有这一着棋。所以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向清廷摊牌，李鸿章知道无法与日本诉诸战争，乃转而希望用俄国对付日本。因为俄国对朝鲜也有兴趣，也已插手，自然不愿见日本占有特殊利益，因此李鸿章便透过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希望帝俄出面干涉，或由帝俄联合英美法意各国，制止日本的野心。可是这时日本也向帝俄及欧美各国积极活动，解释日本的目的是在改变朝鲜的现状，清除朝鲜的反动势力。各国鉴于朝鲜排外分子的过分顽固，对于日本的话也能接受，同时日本并向帝俄保证它对朝鲜没有领土野心，决不侵占朝鲜领土。这样一来，李鸿章所凭借的一张王牌便打不出来了。当中日面临决裂，李鸿章一再催促帝俄出面干涉时，帝俄的回答是：“俄国只能以友谊劝日本撤兵，不能相强。”于是李鸿章想透过国际干涉以阻止日本在朝鲜的野心这一计划便落空了。

对于在朝鲜所发生的中日纠纷，清廷上下都很激动，愚昧的清廷朝野面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进步竟是茫无所知。大家觉得若干年来受够了英法等国的欺凌，一股怨气无处发泄，如今还要受东洋小鬼的气，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当时主张对日强硬，对日宣战的呼声高达沸点了。

了解当时清军无法和日军一战的，只有李鸿章。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袭台湾起，就主张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充海军。光绪十四年（1888年）开始，海军经费就被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作西太后晚年休憩游乐之地，海军从此即未添置新舰。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前六个月（1894年2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请求改装铁甲船镇远与定远上的大炮，需银61.3万两，可是海军衙门一文不名。这年四月李鸿章主持海军大校阅，发现中国的海军全无新舰，既无法和英美法俄的海军比，也无法和蕞尔小邦的日本比。对日作战需要海军，海军既然如此，怎能宣战呢？

当清廷对日本和战的争论还未一致，日军已大举进驻朝鲜了，袁世凯一再向李鸿章请示方策，李鸿章所能指示的也只是命袁谨守岗位，引据条约促日本撤兵。除了这样指示而外，毫无实际支援。可是弥漫整个中国的，是一片战争的呼声，因此袁世凯致电北洋大臣，他坦直地说：“倘若朝廷决定对日作战，则请先撤回在韩的使署人员，世凯以一身报国，无所恇畏，但恐有辱使命，有损国威。”

袁世凯这时的处境的确很艰难，因为东学党人对袁不好，认为袁帮助韩政府对东学党强施压力，主张用兵，所以在东学党高涨的时候，一部分党人竟想暗杀袁世凯，使得袁在这一期间不敢出使馆大门一步，使馆等于被禁困，柴米油盐都很缺乏，许多职员看见情势不佳，都托故潜遁。等到日兵大举入韩，东学党虽已敛迹，可是朝鲜的亲日派拥大院君出场，朝鲜的亲日派当然是反袁的。大院君不忘旧仇——当年壬午之乱，袁助吴长庆捕捉大院君送至保定一段往事，因之恨袁入骨。而日本巴不得利用朝鲜人把袁除掉。迨日兵进占朝鲜京城后，遂公然派兵架大炮于袁世凯的使署前，炮口指着使署，于是朝鲜京城内外谣言纷起，人心惶惶。

袁被困在朝鲜使署，幸得他在朝鲜所娶的第三姨太闵氏力予照应。袁在家乡已娶元配于氏，其后又在陈州讨过一位二姨太，在朝鲜时期，由唐绍仪的介绍，娶了这位朝鲜佳丽闵氏。这位闵氏夫人得侍清朝的钦差大臣，自也满心乐意。当东学党起义，袁处境危难，心情也十分恶劣；由于袁少年得志，在朝鲜一帆风顺，一旦遇到逆境，实在很烦恼。闵氏夫人侍袁体贴照料，尤其因她是朝鲜女子，出入使署不受人注意，所以袁对外的联络便多借助这位如夫人了。

袁的处境不知是李鸿章不知道，抑或李鸿章不关心，当中日两国已面临最严重的关头，加上朝鲜亲日派和大院君宣称要砍袁的脑袋的时候，李鸿章仍旧对袁的进退不做决定，袁虽多次电请北洋指示进退，亦没有结果。这时袁乃求助于张佩纶，张正在天津，乃把袁的处境详详细细地报告李鸿章，李这才决定电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召袁世凯下旗归国。

清廷根据一项事实召袁返国——那是由于日军进占朝鲜京城后，亲日派在日军支持下进据王宫，胁迫朝鲜国王发表一项声明：不承认朝鲜是大清的属国，宣布朝鲜已独立自主，废除中朝之间的一切条约。

袁世凯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十五日下旗归国，离开曾得意了12年的朝鲜。他的职务由唐绍仪代理。

第5章张謇和袁的恩怨

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清咸丰三年（1853年）出生，幼聪颖异常，四岁读《千字文》能全本背诵一字不错。11岁读《诗经·国风》，塾师以“月沉水底”命对，张不假思索即以“日悬天上”，于是大家称之为神童。16岁时应南通州试，排名在100名以外，大受业师宋某呵责，指着张的鼻子说：“如果有1000人考试，只录取999名，有一名不取的就是你。”张被责至为沉痛，乃于卧房窗上和蚊帐顶上大书“九九九”三字以自警惕。从此起早睡晚，努力奋进。中秀才后冒入如皋籍，改名张育才，参加县州院试，次第考中。冒籍有如今天的伪造文书，因此涉讼，前后五年，到了21岁讼案平反，归籍事始告段落，已负债千金，家况益苦。得到南通知州孙云锦赏识，介绍吴长庆，吴颇重张人品文章，乃邀张入幕府专治机要文书。

张謇和袁世凯首次见面是在山东登州吴长庆军中，张自订年谱中曾记事：

光绪七年（1881年）四月，项城慰亭世凯至登州，吴公命在营读书，嘱余为其正制艺。公（指吴长庆）语余曰：“昔赠公（吴父）以团练光复庐江（吴之家乡），为贼所困，命赴袁端敏公（袁甲三）军求救。端敏以询之子侄，子文诚公（袁保恒）以地当强敌，兵不能分；侄笃臣（袁保庆）以绅士力薄，孤城垂危，主救。迁延时日，而庐江陷，赠公殉，嗣与文诚绝不过问，而与笃臣订兄弟之好。端敏后命随营读书以示恤，义不应命。今留慰亭读书，所以报答臣也。”慰亭为笃臣嗣子，先是积忤族众，众欲苦之，故絜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以吴公督办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务实无布展，故公有是命。

据说吴长庆对袁世凯携数十人冒昧从军，颇不谓然，除留袁在营中读书外，其余皆给赀遣散。每月则给袁薪饷，亦无名义，袁大感失望。张謇奉命教袁八股，袁不能成篇，张亦无从删改。但袁处理事务则井井有条。有一天晚上张和袁促膝深谈，张问起袁的打算，袁说：“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此来非为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孔亟，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的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张闻袁这番话颇动容，乃向吴长庆郑重推荐，吴才重视袁。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庐江人，为淮军名将。但与李鸿章不睦，朝鲜平东学党后调防金州，不久病殁，谥武壮。十年后甲午战败，张謇以翰林院修撰有弹劾大学士李鸿章疏，震骇一时，其中有关吴长庆一段特节抄如下：

……盟血未干，日乘韩乱，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乱定后，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函请李鸿章及早为之修政练兵，兴利备患。李鸿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既而吴长庆疏请入朝自陈，卒亦不果。及十年春，吴长庆以三营移防金州，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而朝鲜又有日人之衅，若非吴长庆尚有三营驻守其间，则今日之事，早见于十年以前。而李鸿章则又于十一年将驻韩三营全数撤回，并罢吴长庆所定教练韩兵之事。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如纵骄子，不至于败不已，如饲饿狼，至于饱而犹不已。……

袁在吴长庆军中时，吴命袁对张执弟子之礼，所以在那期间袁对张一直尊敬如师，每次写信给张都尊称“夫子大人”。不过后来袁做到北洋大臣后，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于是张给袁的回信调侃地说：“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

袁世凯在朝鲜时期年少气盛，虽然出类拔萃但和同僚不太能相处，甚至和张謇也不甚愉快。从张謇执笔联合朱铭盘（字曼君，江苏泰兴人，孝廉出身，袁之得会办营务处，即朱向吴推荐）和张詧（字叔俨，张謇之兄）署名给袁的信上可以看出，这封信文句尖刻，颇有点过火。袁接信后隐忍没有作答，张袁之间为此不通音问凡十年。张等给袁的信全文如下：

别后仅奉一书，因知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筱公内调金州，以东事付司马，并举副营而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今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挈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司马初来，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仰自下，颇知向学，以为是有造之士。此仆等贸然相交之始。迨司马因铭盘一言之微，而得会办营务处之号，委扎裁下，衔灯煌然，迎谒东抚，言行不掩，心已稍稍异之，然犹少年气盛，不耐职事，需以岁月，或有进境也。东事扰起，适际无人，謇遂与司马偕行，彼时司马意气益张，然遇事尚能奋厉，不顾情面，节而取之，兹犹足多，曾不意一旦反复，夸诞谬戾，至如今月所闻见者也。凡诸无据如自上申报以弋虚名，诡设同文馆以秽物听等事，尚不足以折司马之心，姑不说。请即仆等所躬被者论之：一营务处常事耳，南北两洋沣河，沿海道府州县，往往有营务处之名也。仆等与司马虽非旧识，要是贫贱之交，而往春初见，虽诩诩作公孙子阳见马文渊之状，一再规讽，不少愧悔。此一可笑。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也。詧司筱公支应所，司马既有领款，应具领结，詧因司马问领结格式，遵即开写，辄斥为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不知所谓诞妄者何在，勿论公事矣。詧于司马平昔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顾此犹寻常世态也，司马今贵人，不足以为轻重，更即有关于司马品行心术论之。司马所谓营务处，分统三营之营务处也；会办朝鲜防务，孝亭会办也。公牍具在，文理昭然，而司马札封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将不屑于此间欤？则不应受事；将以此愚瞽东人欤？则东人不尽无知；将窃借北洋以欺人欤？则人不可欺。言官劾左宝贵者，列其妄称钦差命字样，不知司马此举与左宝贵何异，此其一。营务处是差事，而官则同知五品耳，于镇将用札，于州县用札，等而上之，将道员兼营务处者，于实缺提镇亦当用札耶？在司马之意，岂不谓关防颁自北洋，便用北洋体制，彼州县检簿之印，无不颁自礼部，将亦与礼部一体耶？事例乖谬，此其一。既为孝亭会办，同见国王便当孝亭居左，一应公事，便当会孝亭前衔。而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沸，司马将谓势力可以摄人，权诈可以处事耶？不学无术，此其一。内地职官，惟实缺出则张盖，若营务处营官从未见有用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处何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也？此其一。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欷歔嗟叹，偏谓宾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负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借以冒领浮支，使人警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谊所在略不顾，义利之办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营畀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之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哗然谓是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当时，而福后人者，兢业以绍其休，不应蹈君家公路、本初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令堂叔文诚公进士也，尊公及令堂叔子九观察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漫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马谓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一。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一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一万四千金，此中弊窦，人人所晓，司马公然为之主持。司马今日方谓凭我一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雅不顾有识之嗤于其后，此其一。筱公于北洋三十余年之旧部也，孝亭亦三十余年之旧部。司马于北洋辗转因缘而窃承其呼吸者，裁年余耳。司马尝为仆等说李某忌文诚公先公事，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一札，公牍私函便一则曰禀北洋，再则曰禀北洋，岂昔所谓怨者，今已修好耶？抑挟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耶？抑前所云者，不过因李某方冒天下之不韪，而姑假此说以附清议之末焉？是皆不可，况北洋未必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如司马之皈心委命于北洋，不然，愚人而徒自露其先后不侔之迹，此其一。茅少笙、纪雨农，此二人者，司马曾亲为仆等言其轻躁贪鄙、贩货挟妓之状，且述二人酗酒辱骂筱公语，斥其病狂丧心。当时意司马诚知人，诚然于筱公有昔贤待府主之义，今何以此而昵之。所闻司马之议论，且如出茅纪二人之口，此其一。仆等与司马相识，今三年矣，以司马往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试为溯其源：则司马胸中既恃家世，又谓二十许人作营务处营官，姓名见知于一新办洋务之宰相，是旷古未有之事，又有虚憍者浮检者圆熟者庸恶陋劣者左之右之，颂功述德，务求合乎司马之所乐，而司马亦遂志得意满，趾高气扬，而不顾蹈于不义。试为穷其流：则司马既与尹泰骏等换帖矣，必益联络朝鲜之中使外务衙门，张皇体面，高掌远跖，使孝亭不安而退；必用兼并之术，扬此抑彼，轻此重彼，使筱公旧人互相不安而退；必借北洋以干预朝鲜一切用人行政之权；必交欢闵氏，俾国王专奏力荐，希揽防务商务之柄；必以取重于国王者，因取重于北洋，希作海关道。凡此之说，未免近于逆臆，然欲檄总兵刘朝贵为提调，分明是闹标，分明是制郭春华，是何体制，而饬其词曰以符体制。此次国王来函，无一不称曰袁会办，而孝亭转似在牵连得书之例，此得谓非司马之心思力量手眼之所构耶？今仆等于司马隔若秦越，亦何乐哓哓，窃念当时交谊，实不忍徒引闇于知之咎，而坐视其沉迷，故痛切言之，冀大声疾呼以寤司马。或者谓司马见此讯必大怒大骂，必有人助司马大怒大骂，必来见筱公辞差，必以讯并入浮言之例，告禀北洋，以钳将来之口，而益坚北洋之信；或谓司马虽大怒大骂，然必故事含宏，谦词谢过，指天誓日以明无他。是二者意司马必不出此，亦不必出此，司马诚试思所说有虚者否？有不是者否？愿司马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则一切吉祥善事随其后矣！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第6章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

甲午中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占极重要的一页，经过这场战争，日本才成为亚洲的强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五月初三日，李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共率芦榆防兵四营援朝。聂士成率前锋800人先发，初六抵朝鲜，两天后叶志超亦赶到，合屯牙山。牙山在仁川之南，成欢之西，去汉城150里。

清廷当时判断日本因明治维新后，议会可能阻碍政府，所以日本不会出兵朝鲜，因此在清兵出动后，根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说明中国出兵系应朝鲜之请。这时日本首相是伊藤博文，外务大臣是陆奥宗光，他们采取了断然处置，一面奏请日皇裁可出兵，一面把议会解散，并派日本公使大岛圭介乘坐军舰八重山号驰抵仁川，并率400人前往汉城，另派六艘兵舰停泊汉江口。清朝出兵是以朝鲜忠清道的牙山为目的地，目的在替朝鲜平乱；日本则是以汉城为目的地，目的在控制朝鲜全局和挟持朝鲜政府。东学党起义平定后，日本陆军源源而入，迄五月中旬，日军已达8000人，均驰屯汉城周围要害，为陆军少将大岛义昌旅长所率领的第九旅团。中国驰屯牙山的总数只有3000人。

此后有将近两个月时间，在清廷方面只是希望中日同时撤兵，而日本则要求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目的是求得一个开战口实。

袁世凯回国是六月十五日，六天后（二十一日）大岛即率兵包围王宫，掳去国王，拥大院君主政。二十三日朝鲜的新政府宣布“朝鲜自主，不再进贡”，第二天又矫诏请日本驱逐中国驻牙山的军队。

袁世凯回天津向李鸿章报告日方在朝鲜情况，李乃知中日两国非战不可，六月二十二日一面电令牙山速备战守，另派马玉崑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卫汝贵的淮军和盛军、丰伸阿的盛军，合共29营、1.4万人由陆路渡鸭绿江入朝鲜。

六月二十三日发生了丰岛海战，济远、广乙两舰掩护高升（英轮）和操江两船载防兵两营增援牙山，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来袭。广乙、济远均受重伤，操江被胁悬白旗，为日舰秋津洲掠去，高升船拒绝投降，被日方鱼雷击沉。

牙山外援断绝，日军遂大举进攻，聂、叶两军苦斗，且战且退，七月二十一日绕过汉城退抵平壤。叶志超竟向清廷谎报战功，宣称毙敌无算。捷报传到北京，清廷大加奖赏，命叶统率各军驻节平壤。各军咸知叶战败谎报战胜，对清廷命叶指挥调度极不满意，叶也内愧，不敢指挥，于是平壤的清军便各不相属。

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日宣战，第二天李鸿章所派四路大军始抵平壤。

平壤之战正式爆发于八月十六日，战斗只一天平壤即告陷落。清军最勇者为马玉崑部，死难最烈者为左宝贵部。清军阵亡2000余人，被俘数百人，城内所有兵械、饷粮以及公文密电均为日军所有。败军直奔500里，退过鸭绿江，朝鲜全境遂落入日军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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