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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是冬季,窗外大雪纷飞,媳妇由婆婆陪着,上车时已大腹便便。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婆媳俩都挺着。
车快到石家庄突然阵痛发作,孩子已经等不及生了出来。产妇抱着孩子,脐带还在肚子里硬从四车厢走到有广播室的十一车厢,红腥腥的鲜血流了一路。列车员一边广播、一边采取措施,等医生到来剪断了脐带简单作了处理,列车上再为她们安排了一个卧铺。
我看见那位媳妇脸色苍白眼含泪水躺在卧铺上,由于生的还是女儿那位婆婆铁青着脸。不多时到了石家庄车站,婆媳俩冒着大雪抱着新生儿走出了大门……
这个故事直到我现在写这件事时仍然激动得心里发颤。也就是它使我当初深深理解了陈国军的儿子在他父母心目中的分量。
陈国军的母亲生了五个儿子,几个媳妇生的都是女儿,只有老大生了一个儿子。后来陈国军有了儿子,父母亲及全家欣喜若狂,于是这个儿子从满月起就由爷爷奶奶亲手带大,是两位老人的命根子。母以子贵,陈国军的爱人赵雅珉受到全家的爱戴,一离婚赵雅珉作为母亲当然要孩子,那就等于要了陈国军父母的半条命。过去在长春如果赵雅珉出外景,儿子就去爷爷奶奶家,赵雅珉回来,爷爷奶奶哥哥嫂嫂便集体将儿子送过来,并陪吃陪住带孙子直到赵雅珉再外出。两位老人家实际上是为这个孙子活着。现在听说要离婚有可能失去孙子,已经天天哭得死去活来了。
我虽然没有孩子,但我完全能体会到陈国军父母的心情。陈国军是个孝子,这也是我对他的钦佩之处。“不孝顺的人不可交”,这是我与人往来的信条。我开始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赵雅珉本人也不愿意离婚。再加上长影全厂的反对,当时正值严打第三者、重惩陈世美的运动,报纸上一再发表这些批判文章甚至社论,严重的还要判刑,这门那门全都占全了,还正好在风口浪尖上。先不说我,陈国军面临的前景是一条死路。
算了吧。我不甘愿地劝他说。越有压力我反叛的心理越强,这是我的个性。可这主要是他的事情,我只好压抑住自己劝他。
“你别管了,好好拍你的戏吧。”他说。
我也只好就杆下地撒手不管。我也管不了。我根本就不能出面,我越出面越麻烦。本来就够乱的了。
陈国军回去了。他回到了“战场”。他从此陷入了不是与妻子,而是与单位领导及周围人群的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中。
每一个人都去管他。尽管当事人——赵雅珉一言未发。
陈国军把所有的钱都用来给我打电话,或是想方设法请假到北京来看我。我那时也一文不名,不可能资助他。
除了每次给我打电话必须偷偷摸摸外,每次要来看我也是一场斗争:先告诉赵雅珉要去北京——他从来不瞒她。然后去请假,照例又是母亲病危或是送儿子回佳木斯之类,接着再打电话给父母统一口径,或是先送儿子回佳木斯再从佳木斯到北京。
陈国军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是罕见的。一般来说男人刚而易脆,像陈国军那样有毅力的男人真的不多。没有钱买卧铺就全部坐硬座,车太拥挤就站着,差不多每次他都是不吃不喝站到北京!
组织上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调查他的行为,左查右查没有结果,就从赵雅珉身上找突破口,正经受深切苦痛的赵雅珉自始至终对此事不说一个字。
赵雅珉,是我一生在这个世界上最敬重、最佩服的女人之一。不管周围怎么对她寄予同情循循善诱,逼急了她会说一句:“这是我们两口子自己的事,你们甭管了!”须知在那个年代,一个心灵受到创伤的妻子对伸出双手帮助她、拯救她的“组织”说出这样的话来,是需要多么大的胸怀和多么高尚的情操。
后来,全中国报纸都登载了陈国军离婚与我相好的消息,甚至再往后我们结婚又离婚时记者无数次访问过她,她也从未说过任何一句话。
如果在陈国军离婚的当时赵雅珉开口说话并提供“炮弹”,那么情况就一定会和现在大不相同。我不敢说他们还能维持他们的婚姻,但是陈国军和我其中有一个进监狱或是上法院是完全可能的。
组织上开始召开陈国军的“斗争会”。大会小会开了足足有三十几次之多!会议内容是解决他与赵雅珉的婚姻问题,同时要查清陈国军不在长影时去了什么地方。
由于去北京次数太多时间过长不能总说回佳木斯,同时组织也调查到陈国军的母亲神采奕奕根本没有“病危”,陈国军只有改口说去了北京朋友陈征的家里,因为陈征在帮忙为他联系上一部电影的事,由于电影还没有谈成所以不想告诉别人。
陈征是我在部队的一位战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小蒋的丈夫,他们两人是我从小的至交,我和陈国军的事当时只有他们知道。
每次“斗争会”开完以后陈国军总要立即打电话给陈征,让他牢记一个时间表,如果长春来调查让他照这个时间表答复。陈征接到电话后便赶紧背诵:“十月一日在北京三天,见×××导演,十一月×日在北京×天,见×××编剧……”
那些导演和编剧都要是熟人,最好是名不见经传,这样不好查也查不到。如果有他们可能知道的编剧、导演也找我们要好的朋友,也让他们背诵一个时间表以便查询,至于为什么不许问,我们也守口如瓶。
常常是一个时间表没有背好电话又来了——又换了新的时间表。于是陈征又赶紧照陈国军在长春“斗争会”上重新交待的情况再背一遍。我还时不时打电话过去嘱咐他千万别背错了!既不能背错了还不能太熟练,免得演得不像。好在陈征是个好演员,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但长春的电话也一直没有打来过。
此时在陈国军的家中,一场争夺儿子孙子的战争序幕已经拉开。为防备爷爷奶奶不放孙子,赵雅珉带儿子去自己父母家,在火车站交接时的场景实在是惨不忍睹:全家人送孙子到车厢门口,火车汽笛己鸣响车轮已起动,爷爷奶奶抱着孩子死不松手,无奈何抢过儿子往车厢门口一站,孙子大声哭叫“爷爷,奶奶”的声音与两位老人撕心揪肺的喊声融成一片,火车徐徐向前,在全家的搀扶下爷爷奶奶跌跌撞撞地跟着车跑,直到筋疲力尽,直到火车无影无踪,老人嗓子哭哑了再也走不动路才瘫软在地上。
失去了孙子的爷爷奶奶从此每天茶不思饭不想失魂落魄。在后来我与陈国军离婚的两年中两位老人相继去世,母亲五十岁父亲五十六岁。虽然母亲是死于肝癌,父亲是死于心脏病,可我心里非常清楚是与陈国军离婚失去孙子有关。对此我心里怀有深深的歉疚。尽管我不是直接犯罪,但我自认是间接犯罪,我不是主犯但我知道是从犯。也许我就是主犯。
我一直有机会就为他们祈祷。祈祷他们的在天之灵平安。在写本书的此时,我停下笔。再一次为他们的灵魂祈祷。两位老人家安息吧。
大年三十夜一件无头案
身在外地拍摄影片《北国红豆》看起来是局外人的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长春的情况天天传来,使我处在各种情绪交织的漩涡之中。
我失去了一切是非。我不能判断任何事物。我苦恼之极。我谢绝一切追求者,自己的身体状况不好,也没有人照料。
《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在香港的首映式,电影局根本就没有让我去参加,每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满肚子的心事不敢也不能找人去诉说,顾虑重重压力重重苦恼重重,突然一天,在老乡家里吃饭我虚脱在地……
醒来时看见的是满屋子的人。我看见了在戏里演我婆婆的北京军区话剧团政委林韦。林韦阿姨是北影厂厂长汪洋的夫人,正因为她是政委又是厂长的夫人,我最怕她。
听说过她慈祥、宽厚从不插手丈夫的事,我还是将信将疑从不敢放松我的警惕。一直是她与我同住一屋,我什么也不敢说,把我憋得够呛,今天她在我的床边端茶倒水摸我额头,像我的母亲来到了身边。
在大家都走了以后,她坐在我床头一面为我掖被子,一面轻轻地说:“孩子,你的心思太重了。这样不好……”如同打开了闸门,我的眼泪不断线地滚落下来,我放声大哭。
她接着说:“我什么都知道。你这么憋着要憋环的。”这时候我的心里话像决了堤的洪水,终于忍不住一古脑儿全都倒给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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