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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失去创造性的人！这样的民族教育即使每一个人都进入大学，其危害性也是很大的，大到用最快速、最强制的时间表来毁灭我们这个古老而优秀民族的活力！
中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多年有记载的历史，几代人的时间在历史长河中仅仅是一瞬。但历史又常常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时代的某些行为，使得航船出现巨大的倾斜。由此我们设想，从我们已经深感“标准答案”之危害的过去十几年，到今后仍继续进行如此严酷死板的应试教育，那么我们中国就会出现两至三代人的创造力与独立人格的毁灭。而这未来的二三十年将是人类比任何时候都要快速发展的时代，当别人已经教孩子们如何通过网上搜寻去占有资源与财富时，我们仍停留在教育孩子如何“铁杵磨成针”，这之间的差异将注定中国被人吃掉的日子不会久远了。
每年近千万参加高考的考生，加上他们的家长就是小一个亿的人数，再算上三亿中小学生和大学生们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中国不是天天都有近一半以上的人在被“标准答案”所困惑并埋头苦干着吗？年年都有大批的学生不能继续升学，年年都有那么多靠死记硬背而迈进死板式教育门槛的学生，年年有那么多经历“标准答案”拿到一纸文凭却到社会上连饭碗都不好找的毕业生，无论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了，不都是这种人为的模式化教育的牺牲品吗？
如此看来，中国的作文准都不会写了，只有那些老师，那些制定且背熟了“标准答案”的老师，那些手执考试卷子和红笔的老师们才会做。真是可悲。
有一位专家对我说，中国的高考语文试题，特别是作文试题，可以说恢复高考二十二年来，绝对打不了及格分，因为从国家考试中心的题库中选出题目开始，到阅卷老师的判卷、打分的整个过程，都充满了“八股文风”！他的话提示了我对二十二年来的高考语文试题作了一次认真的翻阅，结果发现确实很有趣，也很可笑。
考题大体为四类。一类便是像1977年的《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二类像1982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1998年的《坚韧——我追求的品格》；三类如1980年的《读《画蛋》有感》；四类像1998年的另一考题：《妈妈只洗了一只鞋》。这几类考题，“教书匠”们自我评价是“年年高考话作文，年年文题有创新”。其实，细看一下，就会发觉中国的高考语文试题都有一个共同的老毛病，这就是“八股”气。它集中反映了考题总是以模棱两可、含糊不清来实现对学生的“假想敌人”的攻击；往往不是侧重将作文作为考察学生的写作能力这一主导方向，而是使考生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猜测题意上。像1988年的看四幅落水救人的图、1996年的《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题，这样的题意，不同考生可以得出不同看法。其实本来是可以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可偏偏考生们不敢这么做，因为老师早已告诉他们：如果不扣题，就会失大分。所以谁还敢轻易任思绪飞翔？一顶模式化的“标准答案”大帽子压在考生头上，你想发挥一下吗？你敢？当心你的一生命运可能就砸在这一“发挥”上！
于是，学生们每天都在课堂上听老师讲那些其实就是“八股”中“破题”、“承题”等传承而来的“扣题”、“立意”。其结果是说“扣题”，实力让你戴着手铸跳舞；讲“立意”，实则叫你蹲在井里游泳。久而久之，教书的老师就有了一套对付这种考题的本领，如老师教给学生：凡以后遇到像需要表明“责任”一类的题目时，就按照“谈谈孔繁霖，批判王宝森，想到钱学森，联系中学生”的方程式去填就行了，而且准能获得高分。于是1998年高考作文主题“战胜脆弱”的卷子上，成千上万的考生为了表现“坚强”的精神，竟然不惜让自己的父母都“双亡”，那一模一样的故事编得最后连判卷老师都发笑了，最好调查一下，如果真的父母双亡的，我们就给好分，如果不是，我们也给好分，因为这是中国式的“标准作文”。
用放大镜看完了语文教材和高考语文考题的幽默剧，再回头想想孩子们为什么不愿学语文，和今天我们庞大的国家，越来越出不了能写优秀作品的年轻人，是不是与此也多少有点关系？想想今天影坛、歌坛、电视台里那些肤浅不堪的“流行与时髦文化”，是不是也同样与我们多年来的语文教学有关呢？
太闷了，有人就会出来说话。关于语文教材的改革问题，自《光明日报》、《羊城晚报》、《北京文学》等报刊频频发表文章后，1998至1999两年，几乎成了“讨伐中国语文”年。有人说，“让今天的孩子再读鲁迅的文章是教唆他学会跟政府对着干，是让他们从小学会伶牙俐齿”，“早该把鲁迅这样的古董从教科书还原到坟墓之中”；“郭沫若是什么？他的文章里渗满了奴骨，让孩子学他能获得赚钱的手段还是做人的准则”；“中国为什么出不了比尔·盖茨这样的软件之王，就是因为几代人一直在傻学雷锋故事和朱德的扁担那种傻人傻事”等等。本来是优秀民族文化的辉煌遗产，本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杰出缔造者留下的经典之作，本来是共和国大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石，想动摇和抛弃它，不是很危险吗？什么可以丢，什么不可以丢，什么应该改进，什么应该弘扬，什么必须拒绝，什么必须坚持，如此大是大非，“秀才”们千万不要忘了，忘了就会出现麻烦。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和马列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讨伐”的。记住这一点有好处。
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完成此作时，听到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2000年秋季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首先是内容将作不低于三分之一的大调整，其次是高中语文的旧教材将被停止使用，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现在的教育部门适应了时势的发展需要。同时也证明了社会上那么多人对现行教材的不满是有道理的。在今天国家教委所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中，对教材的改革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让人欢欣鼓舞！
我们期待新教材真的能适合培养高素质的下一代。
●二问天：明星与天才真能制造？
写这一问时，正好那天中央电视台午间新闻后的“今日说法”节目里，播出了这样一则内容：北京一个女高中生叫刘瑶，她母亲与天蝶公司签订了一个由刘瑶方出资十万元、公司方出资二十万元、两年之内由该公司将刘瑶培养成影视歌三栖明星的合同，但四个月后，刘瑶本人和她母亲觉得该公司没有什么作为，于是向公司提出退回已交付的五万元“培养费”款项。公司不干，说合同时间是两年内完成对刘瑶的“明星培养”，不予退钱。无奈中，刘瑶母亲把这家公司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定“天蝶公司”没能按照合同内容完成对刘瑶应该做的培训工作，应退回四万元。
《今日说法》持人最后说，此起民事官司，虽然原告刘瑶胜诉，但作为这样的民事案件，它给我们很多反面的启示，那就是：艺术明星这样的人才，并不是靠简单的人为包装培养就能实现的。主持人提醒广大学生家长，不要在培养子女问题上出现不合人才培养规律的错误做法。刘瑶的“明星梦”破灭的节目播出时间正好是新千年前夜。这件事永远留在了过去，但“刘瑶现象”在当今社会还有很多很多，我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中国目前每年约有二十多万青年在影视圈内淘金，其中女孩子占百分之八十，也就是说约有十六万女孩子在等待着哪一天会像赵薇一样被“伯乐”发现和重用。也许平时我们确实看到生活中一夜成名的人物越来越多，所以才使一些家长为了儿女成才，不断地制造着无数神话和离奇故事。而今确实由于许多所谓的“明星”带给本人及家庭丰厚的物质与荣誉，因而使得无数梦想一夜之间改变命运的家长与青少年们，对明星的崇拜与追求，变得越来越疯狂。
单说赵薇的追星族们的所作所为就能让人气死。一个女孩子听说赵薇要到她生活的城市演出，后来因为知道是个“传言”，于是就跳楼自杀，虽被人救起，仍造成终身残疾。另一个姓李的女孩子死活要让父母到派出所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改成“李薇”，父母说你这不是神经有毛病嘛！就这么一句话，这孩子就离家出走了，把父母急得满世界找，最后孩子的母亲心脏病复发，死在了找孩子的途中……这些令人痛心和荒唐的事情，不胜枚举。
1999年的北京电影学院因为《还珠格格》和学生赵薇的火爆，在新一年招生时简直空前热闹，着实让学院的知名度“实惠”了一番。本来表演系只招三十来个学员，后来报考者多达四千多名！我一个亲戚在电影学院工作，他告诉我当时招生的场面之壮观、之热烈，听后真让我感到我们这些梦想当明星的家长和孩子们太值得敬佩了。
他说有位广州来的母女俩，前两年曾来过电影学院报名，但因为没有考上，老师有意无意间说了“这孩子还是有些灵气的”，高中毕业的女儿本来可以考进一所文科类大学，也因此放弃了高考，母亲原来在一个公司当出口部经理也不当了，她说把女儿培养培养，以后成了明星“出口”，一夜一首歌就是几万元，一年接上三五个电视片，百八十万元还不像捡似的！为此，母女俩在广州请了几位专业教师当家教，天天训练，花出多少钱不说，光那间原来当客厅的四十多平米房间里的地板都磨薄了两毫米。当她们第三年出现在电影学院时，老师对那孩子的结论仍然是“有些灵气”，那孩子仍然被拒之校门外。女孩子哭得要死要活，当母亲的也不干了，责问老师凭什么不录取“有灵气”的孩子？老师被问急了，说我是怕伤了你们的心，才这样说，可‘有灵气’的孩子并非你们家一个孩子呀！你们看看来报考的孩子中哪个没有点灵气？再说‘有灵气’的孩子也并不一定就适合我们学校的招生要求呀！电影学院的学员还需要其它很多条件，比如文化课成绩，艺术潜力大不大等等。那孩子的母亲拉住老师的手追问道：那你再说说我们孩子到底哪个方面有问题？老师连连摆手，说我哪敢再给你说？要真说了你回去又花几十万元请人培训，如果还是考不上，那时候你们不把我给宰了才怪。那母亲大怒，顺手抄起一根木棍，就往那老师头上砸去：你以为我现在就不想宰你？狗日的，你害得我们好苦，光赔进的钱就是几十万元，还有要不回来的几年时光！
有一位父亲，说自从看张艺谋导演《红高粱》成功后，他就发誓要让自己的儿子将来也成为大导演。为此，这位父亲从儿子十二岁起，就开始训练他当导演的能力，教他如何摆阵布局，如何策划戏剧情节，如何调动演员情绪等等，那儿子也算是聪明，教什么会什么。后来大了些，到十五六岁了，有一天突然问父亲，老这样练太没劲，得有些真人参加才行。父亲就说那你能动员几个同学最好嘛。于是经过儿子出钱“招聘”，还真来了几个临时“演员”，父亲一看，还行，儿子找的女“演员”还算有点“靓”。管吃管住这是自然的事，父亲掏腰包一天就是几百元。别人嘲笑他傻，这父亲说你们才傻，我现在投资，将来儿子有朝一日当了“张艺谋第二”时，钱算什么东西？一年不挣回几个百万就不是大导演！儿子也很卖力，天天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几个女“演员”导演，常常到很晚时间。突然有一天父亲觉得到儿子回屋睡觉的时间了，于是来到“导演棚”里。天哪，自己家的小子正光着身子与一位同样光着身子的女“演员”搂在一起。父亲气急败坏地将儿子从地上拎起来，说我呕心沥血培养你当导演，你他妈狗日的小小年纪不干正事，尽给我丢脸呀！儿子嗡声嗡气地说：我没有不听你的话呀，不是都说要当好导演，先得学会睡女人吗？这个父亲气得差点没昏过去
不知是今天的传媒误导了我们广大学生家长和不懂世事的学子们，还是我们今天的大众媒体过多地崇尚明星并给予他们太多光环的缘故，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与艺术和影视专业沾边的大学越来越热门。如北京的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广播学院这些可以诞生明星的高等学府，成了广大学子和他们的家长追求与奋斗的目标。为了能实现进这样的大学而编织的“大学梦”，我们从每一个考生和他们身后的家长那里所听到的故事，几乎无一例外的可以轻易进入我们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中。
一对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附近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平房里住了八年的东北父女俩，今年即将搬出这间“八年抗战”的小房子，我听到了这位白先生讲述他的“秘密历程”——
白先生是东北人，身材魁梧，看得出，年轻时是个很酷的男人。事实上正是这个原因，他才有可能被当时下放到东北的一位上海歌舞团女学员看中并做了她丈夫。白先生是实实在在的工人出身，当时在哈尔滨一家肉联厂当搬运工，体力劳动使他的雄性气概更加突出，加上他娶了位相貌出众的上海姑娘做老婆，在结婚的头几年，白先生可谓风头出尽，很快小两口有了一个千金，日子就这么平平安安地过着。待到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可以回城了，白先生为了老婆的前程和孩子的未来，1987年他们一家便搬到了上海。全家临时在闸北区苏州河边租了一间房子过日子。白先生的任务是负责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和到一家街道小工厂做临时工。女人是搞艺术的，一出家门就很风光，谁也看不出她生活在上海的“贫民窟”。过惯了那种充满了顶天立地的豪气生活的白先生，觉得上海这块地盘不适应自己，尤其是三口之家的生活实在无法正常维持，孩子是借读生，学校收费比一般的学生要高出几倍，女人收入不多，可每天用在化妆上的费用还得靠他做临时工拿的几个钱补贴。为留与走的问题，白先生没少跟女人吵架，最后俩人达成协议：女人留在上海，他带孩子回哈尔滨。离开上海的那一天，一家三口抱在一起哭了一场，夫妻俩心里清楚，这一别可能就不再是一家人了。第二年，女人给她寄来一张离婚协议书。信中说，离婚的原因不用说了，孩子可以留在哈尔滨，也可以到上海。白先生说什么也没有同意孩子到上海，他把女儿视为生命中的最重要的部分，从此开始了一个男人艰苦的追求与梦想。
“孩子在气质与长相方面都继承了她妈的优点，同时又从我们东北人的血脉里获得了良好的身材。可以说，先天的条件她都有了。只是她不该留在我这样一个没有一点儿艺术细胞的父亲身边。”白先生说完拿出一张女儿的相片给我看。
“真是天生的明星！”照片上的女孩子，既有南方女孩子的秀美，又有北方姑娘的娇艳，非常出众。
白先生听完我的赞美，颇为自愧道：这孩子如果放在你们北京人手里，现在不是赵蔽也应该是陈红了。
白先生陷入那些令他难忘的往事之中，他说在孩子小学四五年级开始，总有人在他面前说，看这女孩长得多漂亮，将来准能当刘晓庆、巩俐一样的大明星。开始白先生并没有在意，直到有一次，孩子的学校被一家广告公司看中，做了个食品广告上了镜头。广告公司给学校五千元报酬，上镜头的孩子因此得到一件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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